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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·党史中的清廉故事|李大钊:断头流血已从之

来源:北京日报客户端 | 时间:2021-07-22分享

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,是李大钊的故居之一。从1920年春到1924年1月,李大钊和家人在这里居住近四年。这是他在故乡之外,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。

1920年春,已有三个孩子的李大钊,搬进这个租来的三合小院。这里除正房是起翼角之外,厢房、耳房都是平顶的,造价低廉,下雨时经常灌水。

当时,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,同时还兼任女子高等师范等四所大学的教授,月收入高达二百多银元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收入颇丰的知名教授,他的生活却被人们归纳成十六个字:黄卷青灯,茹苦食淡,冬一絮衣,夏一布衫。

他每天步行上下班,不抽烟,很少喝酒,有时中午自带馒头、窝头、小咸菜,就白开水下肚。他不讲究吃,不讲究穿,家里的日子够过就行,这都体现了他的生活态度,对事业和信仰的忠诚。

1920年3月,李大钊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,传播马克思主义。这一年,李大钊和陈独秀相约,筹建新党。1920年10月,在李大钊的发起下,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了。

他每月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用于党费。有人开玩笑说,李大钊每月领完薪水,人没出北大,钱都散干净了。后来这件事被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了,要求学校会计科每月将李大钊的部分薪水直接交到夫人赵纫兰手里,让她安排度日之用,防止家里揭不开锅。

李大钊每月还要拿出80块大洋左右接济困难爱国学生。一个冬天,一位革命青年来李大钊家话别。李大钊看他穿得单薄,就找夫人赵纫兰,想把为大儿子李葆华准备过年时穿的一件棉衣送给他。赵纫兰对李大钊的工作非常支持,但那天赵韧兰有点犹豫了,李葆华真的需要一件新棉衣过冬,她最后还是把这件棉衣送给了这位革命人士,李葆华穿旧棉衣过了年。

由于长期从事革命活动,李大钊被反动军阀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,一再被通缉。1927年4月6日,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,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。

李大钊在《狱中自述》结尾处这样写道:“钊自束发受书,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,实践其所信,励行其所知,为功为罪,所不暇计。今既被逮,惟有直言。倘因此而重获罪戾,则钊实当负其全则。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,不事株连,则钊感且不尽矣!”在生命最后时刻,李大钊没有考虑自身安危,想的是跟他一同被捕的青年人。

1927年4月28日,李大钊英勇就义,年仅38岁。李大钊牺牲后,当时的《晨报》用仅存一块银元来形容李大钊家庭生活情况。不是说李大钊家里存了一块银元,而他所有的家当只值一块大洋。

形式主义的本质是功利主义、实用主义,政绩观错位、责任心缺失,满足于做表面文章,重显绩不重潜绩,重包装不重实效。官僚主义的本质是官本位思想,价值观走偏、权力观扭曲,严重脱离实际、脱离群众。今年上半年,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22364起,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34022人,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859人。

党员领导干部要从政治上认识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,正确对待作风问题。不妨多问问自己,在疫情防控中自己的工作落实了没有,落实及时不及时,有没有轻慢疏忽的环节,有没有容易出问题的短板漏洞;一些具体举措符合不符合实际,是不是能满足群众需求,为人民生命健康的服务保障有没有真正做细做实。只有思想到位、行动跟上,才能用真抓实干扛起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责任。

避免疫情防控中出现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,监督必须有力跟进。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疫情防控责任落实、重点工作和重点环节强化政治监督,督促党委、政府落实主体责任,督促相关部门履行好行业监管职责,严肃要求、严明纪律,及时发现并强力纠治“唱高调”“喊口号”“装样子”“踢皮球”等问题,督促领导干部坚持人民立场,增强责任心,扎实做好每项工作,认真对待每个细节。

对在疫情防控中发现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必须严肃查处,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,要依规依纪依法做出惩戒,短板漏洞及时整改到位。对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,也要重视,精准运用“第一种形态”,抓早抓小、防微杜渐。以快制快,扎紧篱笆,严防死守,同心协力,我们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仗。(聂新鑫)

时间:2021-08-20   作者:纪检监察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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